映像小酒馆

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：“我认为有时某些事注定要发生，没人能解释为什么。15岁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迟钝的学生。人们说，‘伊斯特伍德太太，你的儿子有点迟钝。’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有所建树，这也是为什么79岁我还如此努力的原因。我不是一个善于自我剖析的人，惟一的秘诀是对新事物感兴趣，对不断前进感兴趣。我一直在追求自我充实。我坚持工作，坚持学习。如果你有一块黏土或者别的什么，你必须不断修整它，塑造它，它就有希望变得越来越好。我希望我比20年前、30年前、40年前、50年前的自己要好。我不清楚是否如此，但我确实和那时有所不同。”

伊斯特伍德出生于1930年，和已故的马龙·白兰度、保罗·纽曼是同时代的偶像，比弗朗西斯·科波拉和马丁·斯科塞斯还要大将近一旬。他是好莱坞资格最老的明星和导演，但他从没有安于现状，名利和地位对他来说早已经不是征服的对象，他要征服的是什么呢？十三年前看过伊斯特伍德自编自导自演的《廊桥遗梦》，但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真正认识他的电影，是从《硫磺岛家书》开始，同样是站在日本人视角反思战争，比起空洞的《南京南京》，伊斯特伍德的诠释方式更有人情味。

《硫磺岛家书》

冯小刚曾说：“我认为《集结号》比伊斯特伍德的《硫磺岛家书》好多了，它体现了世界主流商业战争片的一流水平！”《硫磺岛家书》不是为了刻划战争的残酷惨烈，表现战争的大场面，满足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结，和《集结号》刚好截然相反，前者表现的是一个为了保护家人幸福总想从战场逃跑的士兵，后者表现的则是一个为了效忠上级命令献出全体部下生命的士兵。前者弥漫着尊重生命的人文主义气息，后者则彰显了自我陶醉的冷冰冰的商业气质。

硫磺岛上那些高喊着为国尽忠饮弹自杀的日本军人，并不清楚自己的牺牲毫无价值，只是为了捍卫一个错误的信念而盲目付出生命，死得不明不白。而像粟林将军，明知道自己的死和这场战争都是无意义的，却仍然为了保护国土和家人而死。这才是悲剧性所在。战争是生命的殉葬场，但不该是人性的殉葬场。粟林将军为了多保全一条生命宁肯让士兵们撤退，而自己作为最高指挥官为了个人和民族尊严毅然自杀；《集结号》中，谷子地的上级为了取得胜利故意用部下当炮灰。一个是尊重生命，一个是漠视生命，伊斯特伍德的情怀显然更胜一筹。

《换子疑云》 

在叙事上比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要理性并且矜持，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没有向取悦观众妥协。“百万富翁”的结尾太过理想化而削弱了批判现实的力度。安吉丽娜·茱莉在《换子疑云》中饰演了一个克制隐忍的人物，不同于她以往那些脸谱化的性感角色，她要牢牢控制自己把感情酝酿在适当的情境中爆发。她的表演要比布拉德·皮特的《本杰明·巴顿奇事》出色，虽然出自同一位编剧之手，“本杰明”的旁白不像《阿甘正传》那么画龙点睛，虽然丰富了叙事层次，却削弱了演员的表现空间。

《换子疑云》是民意的胜利，如果当时的政府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舆论和人心，真相就永远都没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即使世界再污浊黑暗，总有权力压不倒的灵魂。泯灭人性也许不容易，但是泯灭心中的正直呢？一点点向强权或是金钱妥协，一点点抹杀掉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，一点点放弃责任，一点点说服自己为错误辩护，人就是这样一点点失去了人性，罪恶是从妥协和放弃开始的。无论你想抗争的是什么，无论你想捍卫的是什么，都要为之奋战到底。虽然有时候，我也不确信希望是不是真的存在，但是总会有人让我明白，人应该为了什么样的信念活着。

《老爷车》

一辆1972年产的福特老爷车，一只死去爱妻留下的忠实老狗，一幢栖身的老宅，几瓶廉价的啤酒，在龙蛇混杂的底特律，老鳏夫沃尔特·科瓦尔斯基孤零零地捱着人生最后的岁月。他有儿子，却不怎么亲近；有近邻，也不怎么来往；就连街区的牧师偶尔想和老爷子唠嗑，也总是自讨没趣。这是伊斯特伍德作为演员的谢幕之作。从形式到内容，《老爷车》比前两部电影都简单，但批判现实的力度却没有下降。影片所折射的世态炎凉、战争阴影、肤浅社会、文化差异、种族歧视、遗弃老人、对暴力的洞察乃至虚伪的司法机构与犬儒主义，无一不是尖锐话题。

正如崔健在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里唱的：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当今的中国社会与影片中的底特律不无相似之处。虽然没有明刀明枪，但总是暗箭难防，从三聚氰胺奶粉到飙车族撞人再到公交车燃烧，就像活在一个装着定时炸弹的盒子里，不知道哪天“嘣”的一声，你的生活就会被炸得粉碎。子女与父母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，对不服从管教的孩子，束手无策的父母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，用电刑让他们屈服；平民与商家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，毒奶粉只是冰山一角，还不知多少有毒的食物每天腐蚀着我们的肠胃；民间与官方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，各种公共事件的激烈争议，暴露出人们对媒体和政府公信力的强烈不信任。

暴力的阴影无处不在，除了愤怒，人们找不到更合理的方式捍卫尊严和权利；除了孤独，人们找不到更安全的方式和这个世界相处。那些想保留自我、拒绝向现实妥协的人都成了科瓦尔斯基，目睹着社会的堕落却无能为力，唯一能做的只有在暴力袭来的时候，奋力抵抗命运的重击。

《老爷车》探讨的一个是社会普遍存在的暴力问题，另一个是家庭中子女和老人的关系。伊斯特伍德之所以选了一个中国家庭，是别有深意的。在西方社会，不强调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，父母年迈后，赡养义务主要靠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，所以许多老人都是在养老院渡尽余生，这一点在《本杰明巴顿奇事》中也有所反映。而在东方社会，特别是中国，孝文化源远流长，家庭观念非常强，对父母尽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一个大家庭常常是几代同堂，那种紧密相依的家庭气氛是西方人不可想象的。 

在电影中，西方文化熏陶下的子女对父母漠不关心，甚至巴不得老爷子快点上天堂，好尽快继承他的房子和老爷车。而东方文化孕育的子女，敬畏父母的管教，懂得尊敬、关心和帮助别人，邻里之间也不像西方人那样冷漠，而是尽力表达善意和礼让。然而，真正的现实是，东西方文化差距正在消失，中国社会吸取了西方那种无情的商业作风，而社会保障制度和司法制度却没有健全，人与人、甚至家庭成员之间形同陌路，为了一丁点利益彼此仇视。大城市里，常能看到面无表情的老人孤零零坐在街上，像将要报废的机器一样被人遗忘。社会伦理的解体首先源于家庭伦理的解体，家庭的冷漠酿造了整个社会的冷漠。西方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伦理崩溃，如今正在我们身上重演。

电影结尾，伊斯特伍德没有像传统的孤胆英雄那样以暴制暴，端起冲锋枪把恶徒打成马蜂窝，而是献出生命作为法律证据，把他们绳之以法。与40年前的《邦妮和克莱德》那种以暴力反抗社会的极端主义不同，40年后美国人更尊重法律和秩序。美剧《24小时》中有一段台词：“你宣过誓，你承诺要效忠法律，当你越过那条底线的时候，一步错步步错，在你觉察之前，你一个劲地跑，却是南辕北辙。这些法律是一些比你我聪明得多的人编写的，我知道这些法律一定比公交车上的15条人命重要，我能给你的唯一建议就是，去做那些你能承受的选择。”

面对令人失望齿冷的现实，不同流合污，不屈服于暴力，也不效仿暴力。愤怒的谩骂、仇视和暴力反抗，无助于我们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身边的现实。伊斯特伍德到底想要征服什么？他的脸泄露了答案，这是一张嫉恶如仇的脸，饱经沧桑，却始终没有被愤怒摧毁，他用更强大的理性征服了愤怒。